前不久屠哟哟刷屏时，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评论：

@甜柠檬工坊：我们普通人对这种取得突破的研究可能仅仅只停留在“太厉害了”的阶段，而对于真正能够被造福的病人来讲，该是一种怎样的欢喜啊。

像袁隆平和屠呦呦这样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是被普罗米修斯盗下来的火种，他们存在，便是人间的一道光，驱散了黑暗。

我想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李桓英的存在，便也是那驱走黑暗，从绝境中燃起的一束光吧。

“患麻风病的人要是感到有人喜爱他们，可倒是一件很宝贵的事呢。”

这句话出自1960年出版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时光中，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麻风病都和“恐惧”“恶魔”“死亡”联系在一起。

患上麻风病，也就意味着丧失了生而为人的权利与自由——旧社会，活埋、烧死、集体屠杀屡见不鲜，就算没丢了命，也要被终生隔离。

英文中用“leper”形容麻风病患者，而这个单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被大家憎恶躲避厌弃的人。

电影《澄沙之味》中，麻风病康复者德江太太，被孤立排斥了一辈子的她，用收音机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们的到来，是为了亲眼见识这个世界，体味其中的韵味，所以，虽然成为不了什么，活下去还是有意义的。

如今提起麻风病，离我们生活似乎很遥远：通过联合抗生素疗法，患者可以实现完全治愈，麻风病患者与日俱减，那份绝望与恐惧似乎多存在于影视小说中。

然而在建国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的麻风病人超过50万人，依然是“谈麻色变”，而一切的改变离不开一个“自找苦吃的女人”——李桓英。

年轻时候的李桓英

李桓英的故事要追溯到1945年。

那一年她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次年进入美国著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

她的优秀得到了所有老师的一致认可，1950年，29岁李恒英就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批官员。

荣耀加身，生活稳定，工资优渥，属于李桓英的未来一片大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她却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只身回国。

“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58年，李桓英拒绝了世卫组织续签5年的合同，瞒着已经移民到美国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孤身离开美国，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中国。

1964年，李桓英的父母从美国赶来看女儿，看着生活条件不好的女儿，想要带她回美国，但李桓英却拒绝了。三人于是拍了一张合影，这是回国后李恒英第一次见父母，也是最后一次。

回国后，李桓英一直从事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1978年，57岁的李恒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余生都开始了和麻风病的斗争死磕

为了了解中国麻风病患者的现状，李桓英多次前往滇桂黔等麻风病高发区，进入那些与世隔绝的麻风村中，与麻风病人近距离接触。

西双版纳勐腊县的麻风村，里面住的都不是本地人，里面的村民患了病，家乡待不了，于是聚集到这里，还有一位姑娘，患上白癜风，旁人以为是麻风病，不容分说立刻将她送了过来。

李桓英第一次去的时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百多号人围着她，不少人手脚都已经残了，面部畸形，看着李桓英的眼睛里，有乞求，有渴盼，但更多的却是化不开浓浓的茫然和认命。

他们被排斥了太久，被遗忘了太久。

偶尔过来的医生官员，也会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穿着隔离服，带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发药的时候，则通过一根长长的木棍递过去。

这些麻风病患者，从患病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已经格格不入，不配再拥有正常人的生活。

在麻风村住了几十年的刀建新，手脚都已经残了

李桓英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带口罩和手套，但村民们还是自觉的保持着距离，碰到别人被害怕甩开这件事，他们不止一次切身感受过。

然而这一次李桓英却主动握住了村民的手。

对麻风病有深入了解的李桓英知道，麻风病被人们恐惧，其实大多还是因为它会导致残疾，面部可怖，但这种病其实传染性并不强。

——很难被传染，但还是有被传染的可能，你不怕吗？

——不怕。

在李桓英看来，这是身为医生，应该给予病人最基本的尊重和平等。

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