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研制的“4米量级高精度碳化硅非球面反射镜”成功通过验收，这标志着我国大口径光电装备制造水平已经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952年，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由王大珩院士负责建设完成。他带领长春光机所先后研制出了一批开创性的科技成果，为日后研制“两弹一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

王大珩，原中国科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是一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双院士。

为了中国科技发展中断求学路

1915年，他出生于日本东京，乳名膺东，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襁褓中随父母返回中国。

父亲王应伟是一名在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多有成就的学者。从小受王应伟影响和指导，王大珩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对作为人类视觉器官延伸的光学仪器。平日里父亲经常感叹当时中国制造不出精密仪器，这深深印在了儿时他的脑海里。

长大后，1929年他就读于青岛礼贤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毕业的王大珩，希望能为国难当头的时局做一些与国防相关的工作，在老师周培源推荐下，他前往南京的弹道研究所工作。1941年取得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硕士学位后，进入雪菲尔大学攻读光学玻璃博士学位，师从于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读了一年退学，进入世界知名的光学玻璃制造公司——英国昌斯公司，从事光学玻璃制造技术的研究工作。很多人对他中途退学表示不解，他用一句诗道出缘由：“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国兴。”

原来世界当时正值二战时期，光学仪器（如，望远镜、潜望镜、航空侦查镜头、光学轰炸瞄准具等）在战争中作用重大，受各个参战国的高度重视，因此光学玻璃制造技术也被严格保密；而中国恰恰在光学仪器理论和光学材料造技术方面都是空白。

王大珩（左）与他的学生蒋筑英

机敏的王大珩看到了这一点，在英国深造10年，为了中国，他全面掌握光学玻璃的研究、设计和制造技术。进入英国昌斯公司后，他和另一同事一起研究出稀土光学玻璃，并获得了专利；在精密测量光学折射率仪器方面，发展了V棱镜折光仪，也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后来，他将V棱镜折光仪技术带到中国，进一步研制推广，至今仍是许多光学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为能“轻装”归国，他在英国没有成家。1948年回国时，35岁的王大珩被旧中国的状况浇了一头冷水。旧中国的光学仪器技术行业严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诺大一个国家仅有一个只能制造简单望远镜和低倍显微镜的破旧工厂。

迷茫中，在老师吴有训邀请下，他去了大连大学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领导仪器馆为国家科技发展保驾护航

1950年秋，恰逢中国科学院准备建仪器馆，老同学钱三强推荐他做仪器馆的负责人；王大珩眼前一亮，庆幸自己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1951年他被正式任命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主持仪器馆的筹备工作。多方考虑，他把仪器馆选址定在了长春。为节省建设经费，他亲自带工人在工地干活，那段时间，每天白天和农民工一起刨土、搬砖，住破房子，吃高粱米饭、大葱蘸大酱......，晚上则伏在案边，仔细规划着仪器馆的未来走向.....，他在工地灰头土脸的模样，除了偶尔嘴里冒出几句英文，很难从农民工中辨识出。1953年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建成，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副馆长，主持开展仪器馆工作。

新中国刚起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亟需各种高中低端测量仪器。仪器馆建成后，王大珩认为首要任务是研发当时国家急需的大量科学仪器。可制造精密科学仪器的原材料——光学玻璃，国内当时根本没有；国际上也被严格管控，无法进口。熔炼玻璃的熔炉也没有。

从零开始，对于有着十年光学领域研发经验的王大珩来说不算是难题。他告诉仪器馆所有人员：“想吃肉就要从养猪开始”，带领员工开始制造光学玻璃。为建炼炉，他将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工作的光学家龚祖同调到长春仪器馆，负责建光学玻璃炼炉；期间，王大珩把自己在英国学到的先进光学玻璃炼炉制造技术融入了其中，甚至在新建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熔炉图纸逐一比对，保证炼炉一开始就能炼出质地较好的光学玻璃，让中国在光学领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点一点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