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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本期对话嘉宾：

《建筑师》杂志主编 黄居正

-- 黄居正 --

您是建筑学出身，当时初衷是什么，为什么没有选择建筑设计，而走上了建筑出版这条路？

黄：其实我们那代人是国家分配工作的，那会儿自己找工作不是简单的事，想自己选择喜欢的工作也可以，那就面临失业的风险。

当然，做完一段时间后，慢慢的对这个工作会有一些自己理解和兴趣，但也会失去其它技能。像我做了出版后，已经没有其它可选择了，也就做不了别的了，我只能做这个。

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找工作，一方面自由了，有自主选择权，相应的，问题也来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您被选择，从业后，有过徘徊和忧郁的吗？

黄：当然了，所以那会儿我工作6年后就出国了（笑），我们去哪个国家也是听从分配，没有选择，就个人来说，我就是想出国，到哪儿都行。出国后学习哪门专业还是让选择的，我还是学的建筑，学的过程中有很多恍惚、彷徨、迷茫，这也正常，到另一个国家，学同一个专业，从教法到内容，里面有很多不同。

学完之后，决定回国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想再进出版社的。我出国以前是在出版社做杂志，回来后未必还做杂志，当时出版社联系我，说回来后换一下，做书，我是很犹豫的，就我而言，并不想去做图书编辑这个职业。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到学校当老师，但我知道，自己学的不太好，人家大学未必要你，我尝试了几个学校，没有结果，出版社这边条件比较好，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出版社。

过了两三年，我开始接手这本杂志（《建筑师》），这本杂志从79年就创刊一直是一种非正常出版状态，以书代刊，这种方式有很多不规范，比如有时一年就出个一期两期，出版社的领导还是很支持的，说一定要想办法拿到刊号，后来终于在02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刊号拿下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我们的新开始，人员组织架构、杂志内容的选择都要不一样，内容上我们思考如何做一本杂志，既与前面的以书代刊时期的风格衔接，又要有所不同，要开拓什么，那时候，我慢慢发现自己是真喜欢上了。

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中间肯定会有迷茫的时候，人一辈子，不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坚定的方向，这样的人有但是少，他们一般是成大事的人。

-- 《建筑师》杂志封面 --

另外从属性来看，做一本建筑专业图书或杂志和一般的传媒不一样，特征不是那么强烈。传媒是传播信息，需要敏捷地捕捉信息，以非常快的速度传播出去，做图书是达不到这一点的，一本书的运作过程，快的话可能3个月，慢的话，半年一年是很正常的，做杂志比图书传媒快一些，但我们传媒性质也不那么明显。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曾说过：社会分工，就三类，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有雄心勃勃的人，想赚钱、干大事的人就做企业；循规蹈矩想安稳的人就到政府去；自得其乐的人就搞学问，您怎么看？您属于哪一类？

黄：分的有点粗，这里面企业家代表的是钱，政府官员是权，这两个东西对谁都有吸引力，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从日本回到出版社，刚接手这边杂志的时候，同时也担任着一个处级职务，当然跟政府官员不一样，它是一个技术性职务。我不是不想挣钱，只不过仔细考虑下来，钱好像跟我的缘分没那么大；权，就是那个所谓的处级，我做了六七年，自己就有点厌烦，我不是有权欲的人，所以我就辞掉了，专门做杂志。

黄居正参加ADA画廊“勒·柯布西耶全纪录”展览

喜欢研究学问是因为和您的性格切合，还是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黄：（笑）可能跟年纪有关系，年纪慢慢大了以后，发现那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走绝路了，这里边有客观历程，也有心理变化。做杂志后，开始慢慢往学问这条道上走，我也对读书、研究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所以我是尝试了前两者，发现都不适合我，否定了，再转到适合我的工作上来的。

做杂志的过程，接触那么多学者，我意识到，真正地在我脑子里，我最崇拜的，或者说我敬仰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政治家、企业家，我尊崇的就是学者。我特别崇拜郭湖生老师，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没有直接教过我，毕业后我们的接触比较多。